在法治中国建设最关键地方显担当

——行政检察助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亮点回望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十五五”规划纲要再次明确“积极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近年来，最高检自觉将行政检察工作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谋划推进，将市场经营主体反映强烈的产权保护、社会信用、监管执法等作为履职重点，通过挂牌督办、实地督导、下发工作提示、推广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等方式加强指导，带领各级检察机关以行政检察之为服务发展之需。

顶层设计之下，基层实践“有声有色”。

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某区市场监管局与某国际茶业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某省登记结算中心有限公司行政执行监督案中，某茶叶企业涉传销被罚6.8亿余元后，法院未厘清第三方结算机构履职边界，在涉案资金已被外地公安机关冻结、结算企业全程依规支付资金的情形下，错误认定其擅自划转款项，接连冻结该结算企业20个银行账户、2.8亿元交易专项资金，致使该结算企业经营濒临停摆。省市区三级检察机关组建专案组，深挖多层级资金结算架构，多方走访金融监管机构、厘清法律权责，查实该结算企业不存在违规支付、转移资金行为，同步指出法院逾期不处理执行异议、复议申请等多项程序违法。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后，法院迅速全额解冻涉案资金与企业账户，企业顺利恢复经营。

针对涉企行政处罚中备受诟病的“小过重罚”“同案不同罚”等问题，检察机关持续加大监督力度。某个体经营户曾某因销售一瓶78元的过期葡萄酒被罚款5万元，诉讼多年无果。申请行政检察监督后，最高检审查认为行政处罚“过罚不当”，到当地召开听证会公开审查，搭建“官民”对话平台，促使行政机关主动纠正。

2025年以来，行政检察部门积极参与最高检“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聚焦执法司法突出问题，依法履行行政检察监督职能，促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北京、山西、福建、河南、贵州等地检察机关因地制宜，聚焦行政处罚、行政执行等领域开展特色“小专项”，在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版图上多点开花。数据显示，仅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涉企行政检察监督案件4500余件，涉案金额达6.4亿余元。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市场主体被重新点亮的信心和希望。

近日，浙江省义乌市检察院检察官就一起涉工伤认定行政诉讼监督案，赴现场调查取证。

行政检察的担当，不止于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还在于以司法温度守护民生底线、夯实发展根基。近年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检察机关持续深耕民生领域行政检察监督工作，通过开展社会保障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活动，紧盯欠薪维权、社保补缴、工伤认定、不动产登记、婚姻登记、户籍学籍办理等民生痛点，持续做实人民群众可感受、能体验、得实惠的检察为民。

“新时代，行政检察在国家整体法治建设中的地位有了新提升，迎来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期，是未来检察改革的一支‘潜力股’。”在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北庚看来，行政检察正以更加精准、更显温度的履职姿态，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在服务发展大局与守护民生福祉中彰显独特价值。

2024年，是行政检察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11月初，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这不仅是对检察工作的有力监督支持，更为行政检察在新的起点上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劲动能。

最高检党组强调，行政检察重在强化履职，实现有力监督。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是行政检察最基础、最核心的职能，是行政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2024年9月，最高检部署开展了为期两年的“高质效办好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攻坚行动”，引领市级以上检察院发挥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办理“主力军”作用，加大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力度，破解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监督不力的问题。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最高检加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领办、督办，全年向最高法提出行政抗诉23件。全国检察机关共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646件，同期法院审结改变率76%。其中，谈某工伤认定抗诉案具有标杆意义。当事人在通勤途中因高速路面沉降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当地人社部门及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当事人不符合在上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情形。检察机关全面核查案件事实、梳理法律适用规则，依法提出抗诉。最终，最高法再审采纳检察机关监督意见，认定谈某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应属工伤。

谈及此案，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武汉市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党总支书记马丹感慨道，检察机关以监督促公正，以公正护民生的履职实践，正是践行全面依法治国要求的一个生动注脚。

公正不仅要在监督中彰显，更要在坚持中抵达。云南省检察机关在办理一起行政拘留诉讼监督案时，对法院认定某区公安分局对周某作出行政拘留并无不当的事实，开展调查核实，认为周某系对他人的滋事行为进行阻拦，该防卫行为无主观违法故意、未造成伤害后果，处罚决定事实依据不足，检察机关通过再审检察建议、抗诉的方式接续监督，法院最终改判、撤销处罚决定。

如果说对个案的精准纠偏是“点”上的突破，那么对类案的规则提炼则是“面”上的提升。为持续统一司法尺度、提升整体监督质效，最高检以行政生效裁判监督为主题发布第58批指导性案例、建设全国行政检察监督法律文书库、常态化发布典型案例，通过充分发挥案例指引作用，从个案办理中提炼类案规则，从源头上减少同案不同判问题。

在做实行政生效裁判监督这一“重头戏”的同时，检察机关持续加强行政审判活动监督以及对行政诉讼执行和行政非诉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力求每一个司法环节都不留监督盲区。

监督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挑错”，而是为了“促治”。近年来，检察机关坚持监督与支持并重，促进严格执法、依法行政，推动行政检察监督与法治政府建设同频共振。

机制建设是协同联动的“四梁八柱”。近年来，最高检指导各地检察机关持续推动建立“府检联动”机制，促进法治督察与法律监督衔接、行政执法监督与检察监督衔接走深走实。截至2025年底，已有河北、吉林、山东、安徽、福建、河南、湖北、甘肃、宁夏、青海10个省级检察院与本级政府签订框架性协议和建立联动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此前，最高检制定构建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制度11条意见，明确检察机关行刑反向衔接工作由行政检察部门牵头负责，针对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案件，经审查认为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及时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行政主管机关，并对案件处理情况进行跟踪督促，防止“不刑不罚”，确保法律责任全覆盖。

在此基础上，最高检于2024年印发《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指引》，依法规范推进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办理，严格把握“可处罚性”原则，不断提高检察意见的精准性，切实做好不起诉的“后半篇文章”。

实践是最好的检验。广东省中山市第二市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不起诉案件中，认为被不起诉单位实施了商业贿赂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遂依法向行政主管机关制发检察意见。最终，行政主管机关对被不起诉单位罚款30万元。这起案件生动诠释了行刑反向衔接从“不刑”到“行”的闭环逻辑，有效避免了“不刑不罚”情况发生。

协同联动的最终落脚点，是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针对行政诉讼领域长期存在的“案结事不了”问题，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协同法院、行政机关等各方力量，依法化解进入检察环节的行政争议，把行政争议法治化实质性化解贯穿诉讼监督办案始终。

2024年，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联合相关部委构建行政争议预防与实质性化解“3+N”工作机制。对于合法合理、有化解可能的诉求，特别是因起诉超期、主体资格不符等被裁定驳回起诉，未进入实体审理的案件，检察机关综合运用公开听证、专家咨询、引导和解等多种方式开展化解工作；对于诉求不合法不合理的案件，则做好释法说理和心理疏导，实现息诉服判。

数据见证成效。2019年至2025年12月，在法院、行政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全国检察机关共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6.6万余件，其中争议十年以上的3400余件，有力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执法司法水平和公信力得到提升。

回望“十四五”，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行政检察的每一步，都稳稳地踏在法治中国建设最关键的地方。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将持续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行政检察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以监督更深一度推动法治更进一步，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书写更加厚实、更有分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