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民生“小事”，护航发展“大事”

北京：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与

企业经营难题强化民事检察履职

“这下我家孩子上学有钱了。”农民工老李紧盯着手机上刚刚到账的工资，脸上的皱纹终于舒展开来。2025年8月26日，在北京市通州区某建设项目工地的办公室内，包括老李在内的311名农民工终于拿到了被拖欠半年之久的工资。

2025年8月初，通州区检察院依托该院自主研发的民事支持起诉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对“12345”市民服务热线数据进行分析筛查时，发现通州区某建设项目存在异常欠薪线索。该院随即决定启动与区人社局共同会签的根治欠薪协作机制，安排检察官与劳动监察执法人员共同赶赴工地了解情况。

“当天气温很高，烈日炎炎，我们到达现场时，工人们情绪很激动，人聚集得越来越多。”近日，通州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廉冠楠对记者回忆道，“当时第一要务是稳定局势，防止发生过激行为。”

廉冠楠和劳动监察执法人员一边安抚工人情绪、引导依法维权，一边了解具体情况。经核实，该工程项目的总包单位将部分劳务分包给某建筑公司，而这家建筑公司在日常工程项目进行过程中落实责任不严格，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在查清欠薪事实基础上，廉冠楠与劳动监察执法人员共同组织项目总包方、分包公司及农民工代表进行现场协商。会上，廉冠楠紧扣“支持起诉”职能定位，向欠薪方阐明利害关系：“马上就到开学季，农民工兄弟都等着这笔钱给孩子上学。另外，恶意欠薪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检察机关将依法支持农民工起诉维权，并提供法律咨询、协助收集证据等帮助。”

经过多轮协调，各方终于核实确认了每名涉案农民工的具体工时工量及应发工资金额。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各方达成工资支付和解协议，明确了分期支付的时间节点、金额和支付责任主体。不久，390万余元工资款终于发到了农民工的手中。

同时，通州区检察院针对办案过程中发现的项目总包单位未履行总包代发义务、对分包单位用工监管缺位等系统性、源头性问题，向总包单位制发检察建议，并明确提出整改要求。目前，被建议单位正依据检察建议在严格整改。

“这几年来，我经历的很多事都让我失望，但检察院给了我信心和活下去的勇气，我会努力告别过去，好好生活。”近日，当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官胡晓霞拨通李女士的电话了解其近况时，李女士话语间的释然让胡晓霞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那是2024年8月，李女士来到我们院检察服务中心申请检察监督，整个人情绪非常激动。”胡晓霞回忆说。2022年7月，李女士通过社交软件认识了范某。范某伪造身份证照片，并隐瞒已婚已育身份与李女士交往。2023年1月，李女士发现自己被骗，还感染了严重的妇科疾病，便到公安机关报案。因证据不足，公安机关未进行刑事立案。随后，李女士又就人格权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样因证据不足未获法院支持。

2024年4月，身心备受煎熬的李女士在出租屋内服药自杀，后被送医抢救回来。“她认为自己没做错任何事，谈个恋爱却被毁掉了名誉、健康和整个人生，内心很绝望。在捡回一条命后，她抱着最后的希望来找我们申请检察监督。”胡晓霞说。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对范某的行为，从道德层面予以谴责毫无问题，但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话，李女士未提交充分证据，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如果按程序直接生硬地作出不支持决定，李女士仍会深陷痛苦泥潭，纠纷不能有效解决，还可能引发极端事件。”胡晓霞认为，妥善处理的关键在于化解矛盾。为此，检察官在通过面谈和电话反复与双方沟通后，与属地派出所、社区等互通情况，同时联合两级法院充分释法说理，协同推动矛盾化解。

最终，双方从情绪对立逐渐回归到理性协商，并在2025年检察机关组织的听证会后，对各自行为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李女士也等来了范某迟到三年的道歉。

2025年6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就案件召开听证会。

2025年7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组织双方当事人签署和解协议。

虽双方因“道歉”而关系破冰，但长期隔阂导致缺乏信任。为此，检察机关专门邀请法律援助律师，秉持中立和专业角度为双方草拟和解协议。2025年7月，在多方努力下，李女士与范某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当场履行：范某支付一定数额的和解款，李女士撤回监督申请，双方就涉案事实再无争议。

此后，检察官与李女士保持沟通，积极引导其申请司法救助，帮助其熬过最艰难的时光，重拾生活信心。

“从表面看，这是一份没有争议的‘民事调解书’，但背后是一个上千万元的陷阱。”近日，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检察官孙兵为记者介绍了一起隐藏在普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背后的虚假诉讼案。经该院向丰台区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法院已于2025年3月再审改判撤销原审调解书，驳回天津某建筑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事情还要从检察机关办理的周某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说起。

原来，周某曾成立北京某文化公司，并又于2016年与某宏图公司共同成立北京某体育公司。周某出任某体育公司总经理，手握该公司实际运营权。后来，某宏图公司发现某体育公司所涉工程总量“对不上”，且投入的资金使用情况不明，以周某涉嫌非法侵占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经查，周某利用具有决定某体育公司财务支出的职务便利，套取该公司700万余元据为己有。

“2023年5月，我院刑事检察部门向我们移送了案件线索。”孙兵告诉记者，丰台区检察院刑检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某体育公司与天津某建筑公司曾就合同纠纷达成了调解协议，但相关人员对案涉工程的内容供证不一致。随后，孙兵和办案组成员调取了案件相关卷宗。经逐步梳理证据，双方看似平常的民事调解协议背后隐藏的“剧本”被一一拆解。

2023年8月，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检察官询问案件证人。

2016年1月，某体育公司与天津某建筑公司签订《小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总价3500万元。2018年9月，某建筑公司将某体育公司起诉至法院，表示某体育公司在支付工程款1050万元后未继续履行合同，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及延迟支付利息2600万余元。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法院于2018年11月12日出具民事调解书，由某体育公司支付上述工程款。执行期间，某体育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双方当庭无异议达成调解协议。但实际上，某宏图公司被虚晃一枪，绕了进去。”孙兵介绍，两家公司的真实工程量只有500万元，周某指使挂靠天津某建筑公司的施工人员马某伪造新合同，将双方签订的施工项目虚增至3500万元。不仅如此，所谓“1050万元已付款”中，850万元在北京某体育公司、天津某建筑公司、周某、马某账户间形成闭环空转。“虽账面显示已付850万元工程款，实际资金落入了周某、马某口袋。起诉、调解……一番表演只是为了让某宏图公司误以为出资款已大部分投入运营，以掩盖周某先前侵占某宏图公司出资款的行为。”孙兵说。

针对周某通过伪造施工合同和反复倒账，借助虚假诉讼掩盖先前蚕食出资人资金的行为，除了向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外，丰台区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还将上述情况同本院刑检部门沟通，刑检部门据此认定周某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将之与职务侵占案合并起诉。

2023年12月28日，法院以周某犯职务侵占罪、虚假诉讼罪数罪并罚，对周某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万元。

“我们顺利融资后，企业逐渐步入正轨，员工们现在干劲十足，经营规模也有了小幅跃升。”2025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某企业负责人再次走进中关村朝阳园检察官会客室，意气风发地跟检察官聊起企业可喜的发展。

2024年7月，这名负责人来朝阳区检察院申请监督时，脸上还布满了愁云：“我们企业被法院强制执行，这个信息被第三方平台抓取，银行风控系统也对我们的信誉度和还款能力作出了不利判定，我们已经无法正常融资了，这可怎么办啊？”

原来，2023年7月，该企业员工郑某向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24年1月，劳动仲裁委作出裁决。该企业收到裁决书后，在法定期限内向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也已正式立案。“相关法律规定，该企业既然已经提起诉讼，则该仲裁裁决并未生效，也不能据此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因此我们决定开展监督。”朝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张瑞琪说。

据该院检察官助理高雅介绍，经查，郑某在收到裁决书后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在未经严格审核的情况下，迅速采取冻结账户等强制措施。仅仅几天时间，这家企业就被第三方信用平台“精准捕捉”。

“这对一家正处于产业升级转型期的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张瑞琪说，考虑到企业发展的现实需求，检察机关认为在纠正问题的同时，更应该帮助企业解决恢复征信的“燃眉之急”。于是，检察官多次与执行法官及法院立案庭法官，就审判和执行立案程序衔接等问题进行沟通，最终法院决定为该企业出具贷款所需相关证明材料，辅助企业贷款融资程序顺利进行，终于为企业疏通了贷款融资“困堵点”。

针对法院对未生效仲裁裁决书错误启动执行程序的违法问题，朝阳区检察院于2024年11月向法院制发检察建议，建议严格规范执行案件受理标准，核查消除现有立案程序瑕疵，建立向第三方平台及时更新案件执行情况的推送机制等，获法院采纳纠正。

这场“突围战”不仅帮助企业“卸下包袱”，更让其看到了法治化营商环境带来的发展机遇。“我们还与辖区内劳动仲裁委联合开展工作座谈会，共商仲裁、法院案件衔接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进一步助推区域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张瑞琪介绍说。